林点点头，让他们进来。

格特鲁德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些访客——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来看望她，这不太寻常。

但她很快恢复了平静，礼貌地点头致意。

“诺伊曼女士，我们代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来看望您。”

布劳恩把花放在床头柜上，“昨天的事……令人震惊。”

“在议会大厦附近发生这样的暴力事件，是对民主制度的公然践踏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格特鲁德简单地说。

艾伯特议员补充：“我们已经正式提案，要求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，彻查此事。”

“无论袭击者背后是谁，都必须受到法律制裁。”

门德尔松议员没有说话，但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和愤怒——作为女性政治工作者，她更理解格特鲁德面临的特殊风险。

探望进行了大约十分钟。

布劳恩等人表达了慰问，询问了伤情，承诺会推动加强议员安保的立法。

然后，布劳恩对林说：“俾斯麦议员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”

两人离开病房，走到走廊尽头的阳台。

这里视野开阔，可以看到医院的花园——虽然冬天的花园里只有枯枝和残雪。

寒风吹来，带着柏林特有的煤烟气息。

布劳恩关上门，确保周围没有其他人。

他靠在栏杆上，望着远方，许久没有说话。

林也没有催促。

他站在旁边，同样望着远方。

“昨天……”

布劳恩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当听到枪声，看到格特鲁德同志倒下的时候……我……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。

“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做的这一切……在议会里辩论，提案，表决……到底有什么用？”

林看着他。

这位五十多岁的经济学家，一向以理性、冷静着称。

但现在，他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和无力。

“自由军团有二十五万人。”

布劳恩继续说，“他们有武器，有资金，有政治后台。”

“而我们在议会里，除了争吵，还能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们通过一个决议，他们可以在外面用子弹否决。”

“这算什么民主？这算什么法治？”

风呼啸着吹过阳台，吹起布劳恩花白的头发。

“我加入社会民主党三十年了。”

他低声说，“我相信议会斗争，相信民主程序，相信通过合法的、和平的方式改变社会。”

“但现在……我开始怀疑了。”

他转向林，眼神里有一种林从未见过的痛苦：

“昨天袭击你的人，大概率是自由军团的人，或者他们的支持者。”

“但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？”

“今天上午，在我们的党团会议上，居然有议员说，这是因为你‘挑衅’了爱国者，应该‘缓和语气’！”

“他们说，现在是敏感时期，不应该激化矛盾！”

布劳恩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：

“他们被枪声吓破了胆！他们想的不是如何扞卫民主，而是如何妥协，如何退让，如何……苟且偷生！”

林静静地听着。

他能理解布劳恩的愤怒和失望。

当一个政党的部分成员在面对暴力威胁时选择退缩，而不是反抗，那确实令人绝望。

“布劳恩议员，”林平静地问，“你告诉我这些，是希望我做什么？”

布劳恩深吸一口气，仿佛在积蓄勇气：

“我想问您一个问题，俾斯麦议员——或者说，林同志。”

“在你们德共内部，当面临这样的暴力威胁时，你们会怎么做？”

林没有立即回答。

他望向医院花园里的一棵枯树，树枝在寒风中颤抖。

“我们会反击。”

最终，他说，“但不是用同样的暴力。”

“我们会组织群众，会揭露真相，会在议会继续斗争，同时也会……保护自己。”

“保护自己？”

布劳恩苦笑，“怎么保护？靠几把枪？你们德共能组织多少人？自由军团有二十五万！”

“但我们有原则。”

林转头看着他，“我们有明确的敌人，有清晰的目标，有不妥协的信念。”

“这些比人数更重要。”

布劳恩沉默了很久。

风吹过阳台，卷起地上的积雪。

“林同志，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我们党内……有一群人。”

“像我，像艾伯特，像门德尔松，还有其他十几个人。”

“我们看到了危险，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危机，也看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软弱和无能。”

他的声音更低了：

“我们想……和你们建立联系。”

“不是公开的联盟，那会引起太大反弹。”

“但私下里，交换信息，协调立场，在某些问题上……合作。”

林的眼睛微微眯起。

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。

社会民主党左翼主动提出与德共合作，这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史上是罕见的。

小主，

“为什么？”

林问，“你们是社会民主党的资深党员，有地位，有影响力。”

“为什么要冒这个险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

布劳恩望向远方，“因为我开始明白，仅仅在议会里辩论是不够的。”

“当街上有持枪的暴徒时，当民主制度受到暴力威胁时，我们需要更坚定的立场，更需要……同志。”

他顿了顿：

“而且，如果情况继续恶化……”

“如果自由军团通过武力来做些什么，如果共和国真的崩溃……我们可能需要做出更艰难的选择。”

林听出了弦外之音：“更艰难的选择？”

布劳恩没有直接回答。

他掏出一个信封，递给林：